歲月的容顏 YingChu Chen

台灣的網路使用者常常取笑中國的網路長城，笑中國政府藉由網路長城讓民眾不會接觸到不利中國共產黨政權的資訊，是中國政府侵犯人民取得資訊的權利。但中國的網路使用者還是有不少人懂得如何翻牆，到牆外的世界取得各種資訊，或是在中國政府的支持下，翻牆到其他國家操弄或散播各種不實資訊，混淆民眾的認知。 在台灣的網路使用者，有一個相對自由的網路環境，可以發表各種正負面意見、可以在社群網站上公開 Tag 國家元首、部會首長、立法委員、縣市長與議員，但卻因為薄弱的群體意識，而固著在社群網站所築起的高牆內花園，寧可被演算法餵養資訊，卻很少在清醒時問自己一個問題：「牆外的世界到底是如何？」 對於「薄弱的群體意識」有興趣的人，可以讀一下由 Gustave Le Bon 所寫的《烏合之眾》(The Crowd: A Study of the Popular Mind)，不過我要提醒的是，這本書裡的文字嚴重歧視女性、特定種族、孩童，所以閱讀時要仔細的思考與檢視。我會在下一篇文章裡談到這件事。 在這篇文章裡，我會先大概的提一下 2020 年台灣的網路使用概況，還有我自己所經歷過的，Facebook 前的網路使用經驗。 在 Facebook 在台灣如病毒般大流行前，台灣的網路生態還算是健康的、具有多樣性、充滿許多機會，最近有不少文章在談論台灣網路用者習慣使用特定即時通訊軟體或固著於某一個社群網站裡，固著到似乎沒有這些通訊軟體或社群網站就不知道日子如何過下去，太陽會從哪一邊昇起。 2020年的台灣網路使用狀況 在這裡我用了兩份報告，一份是國際常引用的， DataReportal 針對台灣網路使用者所做的報告 Digital 2021 Taiwan (January 2021) v01 ，另一份是 台灣網路資訊中心 (TWNIC) 公布的 2020台灣網路使用報告 ，試著從外國人和台灣人的兩種角度來看台灣的網路使用狀況。 Digital 2021 Taiwan (January 2021)  Source:  Digital 2021 Taiwan (January 2021) v01 從 DataReportal 在今年一月所公布的 Digital 2021 報告中，有提到關於2020年台灣使用者的部份，我擷取台灣網路使用者關於社群使用的數據部份如下： 台灣社群網站的使用者約19.70 百萬人，占總人

因為上周五在讀書會的簡報，主管提供了不同的角度來看 ICANN 會議的討論，於是把今天參與的一些場次心得記錄下來和大家分享。以下圖片的內容都取自於 ICANN 71 會議 。 ccTLD 在全球不同區域的治理模式與發展 可參考： Katrina Sataki 的簡報 在「 At-Large Policy Session 2: ccTLD Governance Models - Testimonies From At-Large End Users 」這場會議其實很簡單的只是由全球 ccTLD 管理單位簡報自己的國家域名(ccTLD)的發展狀況。這是會議開始時，由 ccNSO 成員 Katrina Sataki 為大家簡報全球五大洲 ccTLD 的治理模式觀察，在其中一張簡報，可以看出，亞洲國家多由政府指定管理，歐洲由非營利機構管理，非洲由營利機構管理，拉丁美洲則由學術單位來管理，在簡報時也提到，這張圖只是大略的觀察，且並不是所有區域國家都適合使用單一的治理模式。 在聊天室裡還有人討論一些爭議，例如 .CX (Christmas Island)、.CC (Cook Island) 的管理是何時由 IANA 交給 Verisign 或其他的單位？還有 .co.cc 是由 eNIC 所管理，並不是所有的 .cc 都由 Verisign 管理。除了這些外，還有些由參與者提到的有趣的問題： ccTLD 是不是公共資源？ 哪個 cc 已經採用了 RDAP (Registration Data Access Protocol)？ 為什麼有些 ccTLD 是由私人公司或是個人來管轄？ 為什麼非洲國家的 ccTLD 每年的註冊費用高於某些歐洲國家？ 如同 ICANN 所有會議，都會建議參與者讀文件以了解前後歷史： RFC 1591 – Domain Name System Structure and Delegation Final Report: Proposed Policy for the Retirement of ccTLDs 這場會議 ICANN 安排了英、法、西班牙的口譯人員，可以即時線上口譯。雖然沒有全部討論到上面的問題，但這些治理模式和議題，如果有機會都可以再深入研究。 關於 ccTLD 其實我自己也有很多疑問： ccTLD 會不會影響搜尋引擎排名？ 特定的 ccT

自社群媒體開始興盛，政府當局發現社群力量不容小覷，不但可以顛覆一個國家政局，也能傷害一個人的心靈，甚至讓年輕的孩子走上絕路時，便開始各種管制措施，雖然脫離不了保護國家安全、兒少保護的需求，但若是被有心人士用於不當的用途，就有可能使人權受到相當大的迫害。 政府對於網路內容與加密通訊的的管制 多數網路使用者可能會記得 2013 年 5 月的「土耳其之春」，抗爭者透過 Twitter 將政府壓制他們的暴力行為傳至網路上，這股力量也隨著社群傳播的威力，讓全球看見當局政府的威權管制。之後又有伊斯蘭國組織 (ISIS) 藉由社群網路傳遞招收年輕新人的訊息，導致愈來愈多年輕人離開自己的國家，參與他們的活動。也有著名的「藍鯨遊戲」利用青少年追求同儕認同的心理，引誘他們自殺，更不用說還有許多在社群媒體、即時通訊軟體之間傳遞的文字暴力、性別歧視與各種待被驗證的訊息。 對於這種會造成傷害的線上訊息 (Online Harm Content) ，各國政府開始進行管制，例如透過網路服務業者負擔內容審查的責任，像是最近很出名的《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 ( First Amendment to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 ) 與《通訊規範法》第 230 條 ( Communications Decency Act Section 230 )，而英國也自2019年4月出版《 Online Harms White Paper 》並向民眾諮詢，於2020年12月將諮詢討論、結果總結於《 Online Harms White Paper: Full government response to the consultation 》報告書中，並在這份報告書裡，將使用者產出各種型式內容、使用者的互動、搜尋引擎，不論公開或是私人的訊息都列在規範的架構中。台灣也曾經有為了保護未成年的網路使用者而有一份《 電腦網路內容分級處理辦法 》但已於2012年6月13日廢止，並將相關的罰責規到刑法來處罰。 除了對於「內容」的管制外，管理當局決定更加強力道，對於使用「加密通訊技術」進行進一步的要求，加密技術保護了資料傳輸時的隱密性，這裡的資料可能包括了你個人的資料、所在地點、使用加密通訊軟體 (如 Telegram 、 Signal 或是 Threema ) 所傳遞的訊息，或是你每天寫在某個

一些朋友大概知道我並不喜歡站在講台上，主要的原因是比我努力的人更多，而他們才是更需要大家掌聲的人。所以，有站上講台的機會，應該把機會讓給別人，而我偏好在幕後工作，一邊工作一邊學習。 去年在 COSCUP 2018 ，我準備了 以新聞角度切入的網路治理議題 ，希望能讓初次接觸「網路治理」的參與者能自新聞了解什麼是網路治理。當我從講桌往下看時，參與者卻多是已沉浸其中許久的朋友們，我還是以非常基礎的角度，粗略的去談自己在網路治理會議中所學習到的經驗，當作是基礎交流，然後就回家準備去 Vanuatu 參與 APrIGF 2018。 在兩年接觸網路治理的議題研究後，今年非常希望能接觸不同圈子的人，希望有更多的年輕人參與網路治理或至少有個人資料保護的危機意識。所謂不同圈子的人，可能是聽都沒聽過什麼是網路治理，也可能不覺得網路治理與自己有關的人，這些人，才是我想交流的對象，因為到了任何物件都連網、服務即將全網路化、所有資料都變成 0 與 1 儲存的年代，都需要關注「網路治理」，它不再是只有高深的網路基礎架構的爭論，而涉及更多生活中的時事議題。

Recently I participated remotely in my first Internet Governance Forum —  IGF 2017  — which was held at the United Nations Office in Geneva, Switzerland from 18 to 21 December. From the comfort of our offices and homes, I (along with 1,660 other remote participants) was able to listen to and participate in a range of multistakeholder discussions surrounding emerging technologies and Internet governance-related issues on the theme of Shape Your Digital Future! Gaps between technical communities and policy makers Dialogue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multistakeholder model — multiple parties come together to contextualize a problem and resolve it through information exchange. That said, it is difficult for different groups to let go of preconcep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