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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疫情而快速轉變的世界

剛才參與完 Paris Call Working Group 3 的線上會議,線上人數近 100 人。 2018 年法國總統 Emmanuel Macron 在聯合國 IGF 2018 年於巴黎舉辦的當週,發表了「 Paris Call: For trust and security in cyberspace 」(以下簡稱 Paris Call )引起了整個網路社群對於網路安全、信任、規範 (Norms)及多方利害關係人機制 (Multistakeholder mechanism) 的共鳴,同時也讓網路社群的每個人從新檢視 Norms、Law、Regulation、Confidence-building measures (CBM) 的討論。 在 Paris Call 公布的當時,我正在參與 DiploFundation 的線上課程,我們討論了各種不同目的、成員組成的倡議組織,包括台灣一般較不易聽到的「 上海合作組織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簡稱SCO)、 Cyber Tech Accord ,也因為討論了 Norms、Treaty、Law、Regulation 而知道了《 Budapest Convention 》(Convention on Cybercrime),由於台灣的國際地位十分特殊,所以也較不容易主動去加入這些國際條約和組織。 在今年的第一季,我所見到的幾件在歐美國家網路社群所關注的主要幾件大事: 聯合國已指派兩位的 Tech Envoy 並且著手組織在 IGF 之下的一個類似台灣的專案小組或計畫辦公室之類的組織,然而目前有多個國家都反對再成立這樣的組織,雖然說是處理緊急事件,但這個組織的出現可能會破壞了長久建立下來的多方利害關係人討論機制。 聯合國「 開放工作小組 」(Open-ended Working Group,簡稱 OEWG) 在 IGF 2020 中便不斷的線上討論、線上公開諮詢後,本月 12 日已發表了最終的 報告書  (PDF)。OEWG 的成員來自於聯合國會員國,只要有興趣的會員國成員都可以參與,所以這份報告書可以算是真正透過利害關係人的參與去形成的報告,也可以算是全球共識所產生的報告書,這11頁、80個段落的報告書真的不容易完成。 Paris Call 在發表後分為 6 個工作小組在

關於未來人才特質的感觸

曾經在 2017 年一個冷死人的冬夜裡苦思如何定義「數位經濟」?需要什麼樣的人才?那時讀到 1995 年《The Digital Economy: Promise and Peril in the Age of Networked Intelligence》書中這段文字: The digital economy requires a new kind of businessperson: one who has the curiosity and confidence to let go of old mental models and old paradigms; one who tempers the needs for business growth and profit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employees, customers, and society for privacy, fairness, and a share in the wealth he or she creates; one who has the vision to think socially, the courage to act, and the strength to lead in the face of coolness or even ridicule. 簡單譯如以下,應該有更好的譯法: 「數位經濟需要新型態的生意人:具有好奇心和信心能去除舊有的思維模式與既有方式;根據員工,客戶和社會對隱私,公平和分享他或她所創造的財富的要求,調整業務增長和利潤的需求;一個有遠見的社會思想,勇於行動,勇於面對冷靜,甚至嘲笑的力量。」 在同一年,因緣際會下遇見了作者 Don Tapscott,我們聊到關於相關人才的能力與需求時,他提醒我:「妳身邊的服務生,她會操作手機、會操作電腦,可是她的工作內容並不需要會用電腦。」 這段話在這幾年來一直都在我的腦海裡,也因為台灣談「數位轉型」、「數位化」、「資訊化」談了好多年,卻始終停滯在管理與執行階段,最常聽見的不外乎是:「不知道自己需要什麼樣的人才」和「成本太高,先能維持現有營運就好」。 我反覆的思考到底是「現有市場沒有提供足夠數位技能職位給新一代的年青人工作?」還是「現有職場上的職務對於數位技能的需求已經飽和?」 未

2020 Covid-19 疫情對自己工作的影響

記得在 1990 至 2000 年這中間,有著許多關於網際網路的美好應用情境(Scenario),例如與分隔兩地的長輩打視訊電話、大家在電腦螢幕前正襟危坐開會、透過網路服務看線上目錄。這些情境在這幾年陸續實現,特別在今年,對著鏡子說話、做體操訓練不再只出現於童話故事的場景,在自己的空間裡,對著螢幕鏡頭發言、良好的收音與隔音設備也不再只有網紅們的事業。因為 COVID-19 疫情與封城,許多人不得離開家,有些國家施行因性別來交替上街採買,或交替外出購物,各種政策,許多機構與組織也因此開始調整自己的營運政策。 台灣從上到下的團結合作,讓台灣比其他國家多爭取到許多時間和空間,希望也來得及趕上其他國家改變、轉型的速度,而不是原地踏步。

別錯過了這次數位轉型的機會

今年許多國際事務並沒有因為 COVID-19 疫情而停擺,而是認真的去考慮「數位轉型」這件事,不再像以往只把數位轉型的重點放在傳統產業的資訊化或數位化,而是去思考如何透過網路來讓每一件事情維持正常的運作。例如許多國際會議,以往只有直播視訊,現在真正的改為線上舉辦,從 ICANN、APNIC、APrIGF、EuroDIG、聯合國 IGF、IETF等網路治理相關的會議全都改為線上舉辦外,聯合國的 eCommerce Week 也改為線上,各有優缺點,這日後再談。 昨天晚上參與了經濟發展合作組織 (OECD) 的線上研討會。台灣在這次的防疫上,在國際間擁有很好的聲譽,人民願意配合政府的規定載口罩,也落實隔離和配合政策,這都是其他國家文化裡少見的。 但接下來,以下的內容有點沉重,當然不是要談「數位發展部」,而是要談談從今年 4 月起,這些國際會議的內容已經不再談防疫,而是談「下一步要用科技做什麼?」來看台灣現在還卡在等著新部會幫他們規劃數位轉型,可能會是台灣政府最大的危機。

[心得] UNCTAD eWeek 2020 - Coping with the economic fallout of the COVID-19 crisis in Africa: What role for trade and digital policies?

這個場次著重在非洲的數位發展。由於 年初到迦納參與FOC ,加上在工作的過程裡或多或少都會與非洲的農業發展、肯亞的智慧城市規劃,或是去年在談包容性創新 (Inclusive Innovation) 都會涉略到非洲大陸國家,所以也參與了這一場:「 HIGH LEVEL LIVE SESSION - Coping with the economic fallout of the COVID-19 crisis in Africa: What role for trade and digital policies? 」 台灣人對非洲的想像可能有各種面貌,這個場次著重談三個方向: 「多邊」(Multilateral) 對於這場疫情在非洲的影響 「數位化」(Digitize) 對於非洲國家的幫助 數位科技對於非洲國家所帶來的利益與包容性

為什麼在這個年代,線上與會還是如此困難?

image by Chief22880 from Pixabay 2020年的這個鼠年春節,就如同某個長輩說的,歷史記錄上,每逢鼠年就少有好消息出現。從2019年末,中國開始傳出肺炎的消息,到了春節這個亞洲人口大遷徙的期間,讓病毒更容易隨著人的移動而擴散。這場肺炎對旅遊業、交通運輸航業的經濟衝擊,應該會造成嚴重的傷害。 在一月初時,我收到邀請去印度參與一場討論建立人工智慧政策的工作坊的信件,談到對方協助辦理機票、住宿和簽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