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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網路治理線上課程的經驗與感想

「網路治理」四個字在台灣,對多數網路使用者來說,是很陌生的詞。從2016年中旬開始參與相關的會議活動,到現在2020年,四年的時間在這個領域裡,但處於台灣的我,一直覺得缺少了某些重要的資訊,每年開完台灣網路治理論壇,我最常問自己的問題是:「這就是網路治理嗎?」我相信每年的議題都具有當年度的代表意義,也極具有當年的代表性,只是對我自己來說,就像是拼圖裡少了幾片什麼,在台灣似乎不會在這個場合裡談到、政府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也不希望再增加議題的更多或直接的利害關係人,就像是看到公開在網路上的法律案件,有一大段被抹除,身處於其中,只能霧裡看花,愈走愈偏頗。也曾經向一些朋友請教自己該補足的知識,但我的目標也不是成為工程師,許多很棒的建議,也無法解決我的問題。台灣有很多很棒的線上教育平台,也有很多傑出的講師,相信與參與的學生們也都有很好的互動。但目前台灣的網路治理裡,有很多經驗豐富的前輩、專業人員、學者,可以從不同面向切入各個議題,但還沒有完整的線上課程內容,如果只聽一位或兩、三位講者來講,加上缺少國際與會的機會,可能會和我面臨同樣的疑惑。全球網路治理其實有著共同面臨的問題:「語言」,就算是聯合國有六種官方語言,但在舉辦各種會議時、網路治理論壇時,還是以英文為主要的溝通語言。以2017年線上參與的實際經驗,聯合國的官方中文口譯是會打馬虎的,當他翻譯來不及時,就會以「這個、那個」來呼攏線上的中文聽眾。亞洲國家有不少國家、經濟體系是以英文為官方語言,但有些專業人員還是習慣以自己的母語、常使用的語言來表達意思,於是也會面臨英文說得流利的參與者不見得可以說出正確的技術知識;而具有專業知識的技術人員,不見得可以準確的用英文表達出自己的意見。因為平時交流還是以普通話為主,所以我也在2018年的 APrIGF 會議上吃過一次語言的虧,所以我也想藉著參與國外的課程來增加英文的能力。當然,每個專業組織都致力於將知識用當地的語言表達出來,希望能讓更多人參與,所以一直努力的鼓勵參與者用自己的語言寫作,這我會在稍後提到今年所參與的Internet Society課程裡再細談。ICANN、APNIC、Internet Society 都有提供免費且十分專業的線上課程,今年還有 Virtual School of Internet Governance 也加入了網路治理的線上課程教學,如果要參與國際網路組織…
最近的文章

賞心悅目但令人不安的夏日風景

【在欄杆上奔跑的松鼠】早上出門時,看到一隻松鼠在欄杆上奔跑。牠偶爾停下來觀察周邊動靜,蓬鬆的尾巴幫牠保持了平衡,偶爾在欄杆上快速奔馳。我不確定牠是要往何處去而捨棄了樹與樹間相對安全的枝椏,在容易接觸到人類的欄杆上行動。欄杆的一邊有個老先生坐在椅子上,手上的報紙被小小的手機螢幕取代,兩個婦女離開充滿清涼冷氣的車子,兩個孩子低頭看著手機,老太太們則三三兩兩坐在樹蔭下乘涼。被早晨太陽曬得滾燙的水泥地開始散放出熱氣,欄杆的另一邊,則是長滿雜草、排放家庭廢水的水溝,偶爾有夜鷺或迷鳥飛入停留。 似乎只有我看到松鼠,松鼠好像也有感受到我的凝視,隨著我的步伐,偶爾奔跑,偶爾停下。

[心得] UNCTAD eWeek 2020 - Coping with the economic fallout of the COVID-19 crisis in Africa: What role for trade and digital policies?

這個場次著重在非洲的數位發展。由於年初到迦納參與FOC,加上在工作的過程裡或多或少都會與非洲的農業發展、肯亞的智慧城市規劃,或是去年在談包容性創新 (Inclusive Innovation) 都會涉略到非洲大陸國家,所以也參與了這一場:「HIGH LEVEL LIVE SESSION - Coping with the economic fallout of the COVID-19 crisis in Africa: What role for trade and digital policies?
台灣人對非洲的想像可能有各種面貌,這個場次著重談三個方向:
「多邊」(Multilateral) 對於這場疫情在非洲的影響「數位化」(Digitize) 對於非洲國家的幫助數位科技對於非洲國家所帶來的利益與包容性

[速記] UNCTAD eWeek 2020 - Trade facilitation and expedited shipments - Lessons learned from the COVID-19 crisis

這一場的主題是:Trade facilitation and expedited shipments - Lessons learned from the COVID-19 crisis

遠距工作沒有報導中的那麼浪漫

unsplash-logoToa Heftiba 上圖應該是很多人對遠距工作的想像情境,但下面這張圖會是台灣較有接近的遠距工作者狀態: unsplash-logoBrooke Cagle
因為COVID-19(武漢肺炎)的關係,許多媒體開始鼓吹遠距工作的優點和指責台灣企業至今不願意轉換為遠距工作是老舊、不知變通、不信任員工的守舊、古板思想及行為。

就我自己所接觸到的,完全沒有辦公室的「三人以上的公司」也只有一家,其他可能是個人工作室、以家庭為單位所組成的小型公司,在 Marissa Mayer 擔任 Yahoo! 的執行長期間,2013年起更禁止員工遠距(在家)工作,也有一些公司開始思考遠距(在家)工作和在公司裡實際參與的優缺點。

雖然我是可以遠距工作的人,也知道遠距工作的優點,也偏好遠距工作。但遠距工作在實際執行上的缺點也不少,而且會讓工作量和設備成本、管理成本增加很多,這些則是許多倡導遠距工作的人不會寫的,那些浪漫文字報導的背後,證明他們很少或根本沒實際想過要去處理這些行政問題(因為他們可能不是行政人員)。

Freedom Online 年會參與分享到國際會議參與心得(3)

學術研究人員在網路治理會議中的角色與任務 由於在討論斷網的議題時,主持人將參與者只分為三個群組:政府、業者、人權團體(NGO),就WSIS2005年的會議記錄裡,定義了網路治理的主要角色為:政府、私部門、公民社群(Civil Society),並在該文件中肯定學術研究單位、技術社群對網路治理政策的貢獻。

一個學術研究單位、智庫在教育普及的國家中,對於網路政策與其政府、人民的貢獻與功能是什麼?當日現場的參與者都是擁有高等學位的知識份子,可能在大學教書或本身就是研究人員,他們選擇投入成立或是加入非政府組織,倡議各種維護網路使用自由、言論自由、反對內容審查與政府監控、兒少保護、兩性平權的各種人權議題,那麼,台灣的知識份子呢?

在午餐時間,曾經有一位參與者問我:「為什麼智庫單位要參與這樣的活動?」他也好奇台灣智庫單位提出的政策建議,有多少是真正貫徹有效執行的?面臨什麼樣的阻礙與抗拒?相較於有些部門偏好參考商業顧問公司的報告為政策建言佐證,那麼學術研究人員在這個領域或不同領域的實質貢獻會是什麼?在這些國際會議裡的角色是什麼?任務是什麼?這些耐人尋味的問題,先到此打住。

Freedom Online 年會參與分享到國際會議參與心得(2)

Tackling Online Disinformation

這一場討論的主題是如何應對網路上的不實資訊。不實資訊在各國都造成困擾,也讓各國政府疲於奔命,希望能做事實查核並公布,但又不希望讓民眾覺得政府在監控他們的言行。

主持人在開場時談到 FOC 在2018年柏林年會時,對於不實資訊處理方式的聯合聲明外,也談到不實資訊對於社會氛圍的威脅,也是造成人民互相對立的原因之一。

主講人之一的媒體記者談到他在2020台灣總統大選時,與台灣的團隊一起工作過(之後確認是該媒體在台灣的分支,而非台灣的事實查核中心),也知道選舉是十分容易操弄不實資訊的實際。如同在2018年 FO 柏林年會時,ICANN 被要求查核不實資訊,但ICANN 明確的表示他們只負責域名,並不負責內容審查,所以各國事實查核的部份,還是由各國政府或是民間單位自己處理。例如 Africa Check 這個單位,他們是屬於非洲國家聯盟,所以該組織在不同國家都有成員查核不實資訊,並要求散發不實資訊的單位更改為正確資訊。

這引發了我的疑問,於是在會後向主講人請益。如果不實資訊是在捏造流言、製造社會對立,但緊迫盯人的查核制度是否也是把一件事情以二分法「對」與「錯」,這不也是造成社會不同群體之間的對立嗎?

該主講人也了解這種情況不能以二分法的「對」與「錯」來描述,但對於一般網路使用者在使用網路、看到資訊時,很容易就會遇到文字遊戲,造成把資訊的判讀簡化為「對」與「錯」,就算台灣的實事查核中心或是各種即時通訊的機器人都投入了事實查核作業,但有些意識型態問題也較難在短時間內化解。這也是自2018柏林年會時不斷提到的需要提升每個人的資訊素養,不能太過單一的資訊來源,這樣會更容易被操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