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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律不是拿來霸凌他人的條件

在我開始接觸網路治理後,便較少在部落格裡談論自己的狀況,現實生活要面臨的家務瑣事與光鮮亮麗的站在國際會議廳中討論網路治理,真的是十分遙遠的距離。 當「整潔的生活」成了奢侈品 因應現代人忙碌的公務,其實有不少家事服務媒介從以往的口耳相傳變成一個媒介平台,從以前要打電話、上電子佈告欄發問找水電工,到現在有水電工的介紹平台,洗衣服除了巷口的自助洗衣店、專業洗衣店,還可以拿去便利商店轉介、倉儲業者也與洗衣服務平台合作,不會清潔廁所和廚房,也有專業的清潔公司為你服務。這麼便利的人生,前提是,你要負擔得起這些費用。 在洗澡後順便拖乾地板是保持浴室乾燥的小動作,尤其是在缺乏通風的古老公寓,一些保持環境乾燥的小動作,是會改變人的心情與行為,「環境心理學」是一門學科,其實孟母三遷的故事應該也算是一種環境心理學的應用。清潔與芳香是讓人喜好的因子,大家可以回想自己就學的歷程裡,是否都會有一個其他孩子們以「不整潔」、「身上有不好聞氣味」而被排擠的孩子,通常這些被霸凌的孩子很可能這些經驗走上偏途,但這有可能因為他們負擔不起基本清潔環境、用品的費用。我不想造成這種偏見,但影視文化和自身的生活經驗一直在給我這樣的偏見,如果有看過電影版的《悲慘世界》,電影開頭的 Fantine 原本是整潔的工廠女工,當她被迫在街頭工作維生時,她的服裝已不是整潔的,而是凌亂、骯髒的,其他在街頭的煙花女甚至要出錢買下她美麗的牙齒與頭髮。 從個人的清潔到環境的清潔,都會影響到人的行為,人是視覺的動物,喜歡接近空曠、清潔、美好、芳香的環境,這是一種本能反應。 就像在去年底聯合國IGF在討論關於如何讓每個人都能負擔得起網路一樣,我在轉身都有問題的浴室裡擦著地板,回想起年初請清潔人員仔細的清理這間浴室和廚房也花了一筆錢,之後得靠自己每天一點一點的維持,但每天回到家就累到快沒力的我們,光是一些家務小事就讓我們精疲力竭。「清潔」一旦變成奢侈品,負擔不起的人只能靠自己辛苦的維持基本水準。Facebook Connectivity 計畫和已停止的 Google Loon 在幫助弱勢國家連結網路,但「清潔」似乎只能靠自己來。 要是沒有開門七件事、不用灑掃洗衣煮飯顧小孩,每個女人都可以是男人心中的女神 以前的人在家裡,可能是「全職的家庭主婦」包辦了一切,有些家庭則是家人共同分工完成,在我父母還是孩子的年代,所有的小孩都要包辦家務事,長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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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台灣《科技偵查法》草案的想法

自社群媒體開始興盛,政府當局發現社群力量不容小覷,不但可以顛覆一個國家政局,也能傷害一個人的心靈,甚至讓年輕的孩子走上絕路時,便開始各種管制措施,雖然脫離不了保護國家安全、兒少保護的需求,但若是被有心人士用於不當的用途,就有可能使人權受到相當大的迫害。 政府對於網路內容與加密通訊的的管制 多數網路使用者可能會記得 2013 年 5 月的「土耳其之春」,抗爭者透過 Twitter 將政府壓制他們的暴力行為傳至網路上,這股力量也隨著社群傳播的威力,讓全球看見當局政府的威權管制。之後又有伊斯蘭國組織 (ISIS) 藉由社群網路傳遞招收年輕新人的訊息,導致愈來愈多年輕人離開自己的國家,參與他們的活動。也有著名的「藍鯨遊戲」利用青少年追求同儕認同的心理,引誘他們自殺,更不用說還有許多在社群媒體、即時通訊軟體之間傳遞的文字暴力、性別歧視與各種待被驗證的訊息。 對於這種會造成傷害的線上訊息 (Online Harm Content) ,各國政府開始進行管制,例如透過網路服務業者負擔內容審查的責任,像是最近很出名的《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 ( First Amendment to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 ) 與《通訊規範法》第 230 條 ( Communications Decency Act Section 230 ),而英國也自2019年4月出版《 Online Harms White Paper 》並向民眾諮詢,於2020年12月將諮詢討論、結果總結於《 Online Harms White Paper: Full government response to the consultation 》報告書中,並在這份報告書裡,將使用者產出各種型式內容、使用者的互動、搜尋引擎,不論公開或是私人的訊息都列在規範的架構中。台灣也曾經有為了保護未成年的網路使用者而有一份《 電腦網路內容分級處理辦法 》但已於2012年6月13日廢止,並將相關的罰責規到刑法來處罰。 除了對於「內容」的管制外,管理當局決定更加強力道,對於使用「加密通訊技術」進行進一步的要求,加密技術保護了資料傳輸時的隱密性,這裡的資料可能包括了你個人的資料、所在地點、使用加密通訊軟體 (如 Telegram 、 Signal 或是 Threema ) 所傳遞的訊息,或是你每天寫在某個

關於未來人才特質的感觸

曾經在 2017 年一個冷死人的冬夜裡苦思如何定義「數位經濟」?需要什麼樣的人才?那時讀到 1995 年《The Digital Economy: Promise and Peril in the Age of Networked Intelligence》書中這段文字: The digital economy requires a new kind of businessperson: one who has the curiosity and confidence to let go of old mental models and old paradigms; one who tempers the needs for business growth and profit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employees, customers, and society for privacy, fairness, and a share in the wealth he or she creates; one who has the vision to think socially, the courage to act, and the strength to lead in the face of coolness or even ridicule. 簡單譯如以下,應該有更好的譯法: 「數位經濟需要新型態的生意人:具有好奇心和信心能去除舊有的思維模式與既有方式;根據員工,客戶和社會對隱私,公平和分享他或她所創造的財富的要求,調整業務增長和利潤的需求;一個有遠見的社會思想,勇於行動,勇於面對冷靜,甚至嘲笑的力量。」 在同一年,因緣際會下遇見了作者 Don Tapscott,我們聊到關於相關人才的能力與需求時,他提醒我:「妳身邊的服務生,她會操作手機、會操作電腦,可是她的工作內容並不需要會用電腦。」 這段話在這幾年來一直都在我的腦海裡,也因為台灣談「數位轉型」、「數位化」、「資訊化」談了好多年,卻始終停滯在管理與執行階段,最常聽見的不外乎是:「不知道自己需要什麼樣的人才」和「成本太高,先能維持現有營運就好」。 我反覆的思考到底是「現有市場沒有提供足夠數位技能職位給新一代的年青人工作?」還是「現有職場上的職務對於數位技能的需求已經飽和?」 未

活在網路世界的巨型高牆內

中國政府在網路世界裡築了一道「高牆」,一方面以國家安全為由,對其國家內部網路使用者進行內容審查及言論的控管,另一方面也擋住外界的網路產業在其國內快速增長,扶植中國內部的網路科技產業,也透過這個技術讓台灣部份研究單位無法讀取其政府公告的法規文件,這道被戲稱為 Great Firewall (GFW) 的「網路長城」,常成為世界諷刺中國網路治理的事件,同時也是自認享有網路言論自由的台灣人們嘲笑的對象。 不過,我也常問自己,除了目前我們所瀏覽的網頁之外,是不是還有什麼是我無法透過現在的瀏覽器視窗裡看到的資訊?我們目前所看到頁面、資訊,雖然不像中國網路使用者一樣只能閱讀通過政府審查的資訊、被過濾過的資訊,但還是有著一般人看不到的網路世界,那個被統稱為「暗網」(Dark Web) 的網路世界,就如同海平面底下的冰山一樣,一般人無法瀏覽,但可能透過影視作品的宣傳略知一二,一般人的對「暗網」的認知就是:非法藥品、非法的槍枝彈藥流通、暴力或情色的影片、虐待兒童青少年等不合法的影片或資訊、都使用無法被追蹤的加密貨幣進行交易...等。 正確的說,就如同這篇文章開頭所使用的圖片一樣,我們平常看到的網路世界就像是海面上方的冰山,它十分的巨大,渺小的人類站在冰山之前其實看不到全貌,更不用說在海平面底下的冰山,我們也無法了解它有多深、多巨大。 誰有權力決定使用者發言的權力? 「網路碎片化」(Internet Fragmentation) 這個詞已經被濫用到各種定義都有,只要是有心的人,都會用這個詞來恐嚇網路使用者。 2015 年時,APNIC 的首席科學家 Geoff Houston 便寫了一篇:「 Thoughts on the Open Internet - Part 2: The Where and How of "Internet Fragmentation" 」,在這篇文章中談到政府透過法規管制或民間企業透過對網路不同層級的控管、施予壓力,都會影響網路世界與經濟的發展,在該篇文章中談到了許多對基礎建設的控管方式。在 2016 年時,網際網路先進 Wolfgang Kleinwächter、William J. Drake、Vinton G. Cerf 在世界經濟論壇 (World Economic Forum) 出版了《 Internet Fragmentatio

再次討論台灣的「數位身份證」議題

陸續幾年來,台灣每屆的執政政府一直想要更換人民手上這張「身份證」,訴求從多卡合一、加密、仿偽,內政部長甚至強勢的在2019年5月時前說出:「 不換證,未來恐無法投票 」這種傷害人民權力的話,真的把這張卡的形象傷害到一點都沒有。 在昨天,內政部部長和數位政位直上火線,告訴大家目前現行的「身份證」有哪些問題?在短時間內回答最容易回答的問題。比起一些強迫執行換證的國家來說,台灣已經很不錯了,政府願意溝通,而我也重新思考了,在這一年過後,政府到底想用「數位身份證」(不論是 Digital ID 還是eID,以下均用 eID ) 解決什麼問題? 我希望大家在繼續閱讀這篇文章時,已經先看過他們的直播了,那才有繼續看下去的必要,就事論事,不是把情緒帶在討論裡,這是我在歐美網路治理裡學習到的,但我也要強調,不是所有人都這樣。

你會讓你的孩子參與網路治理活動嗎?

在聯合國 IGF 會議結束後,只有再回頭參與「網路安全最佳實踐論壇」 (BPF Cybersecurity) 的一次會議和昨天晚上的 NRIs 線上會議。 NRIs 是「國家、區域倡議者」( National, Sub-Regional, Regional and Youth IGF initiatives ) 的討論群組,裡面有來自全球各區域、國家層級的網路治理論壇的參與者或是多方利害關係小組的諮詢委員、秘書處等,都在群組中為全球的網路治理論壇舉辦型式、主要議題提供意見與協助,同時也與其他區域或國家的論壇相互協作,聯合國 IGF 的秘書處也積極的參與 ICANN 的會議、規劃每年舉辦大會時,各國 IGF 在 NRIs 的宣傳文件...等各種規劃,可以算是接觸各國、各區域 IGF 關係人們的場合。所有國家的 IGF 會透過郵件群組進行討論、告訴大家自己進行 IGF 的時間,NRIs 就會記錄在聯合國 IGF 的官方網站 頁面 上。台灣不是聯合國的成員所以不會顯示在頁面上,對網路治理議題有興趣者都可以參與線上討論。 台灣其實還是有人參與聯合國 IGF,只是不便高談闊論,對聯合國 IGF 來說,我們就只是亞太地區的參與者而已。

2020 Covid-19 疫情對自己工作的影響

記得在 1990 至 2000 年這中間,有著許多關於網際網路的美好應用情境(Scenario),例如與分隔兩地的長輩打視訊電話、大家在電腦螢幕前正襟危坐開會、透過網路服務看線上目錄。這些情境在這幾年陸續實現,特別在今年,對著鏡子說話、做體操訓練不再只出現於童話故事的場景,在自己的空間裡,對著螢幕鏡頭發言、良好的收音與隔音設備也不再只有網紅們的事業。因為 COVID-19 疫情與封城,許多人不得離開家,有些國家施行因性別來交替上街採買,或交替外出購物,各種政策,許多機構與組織也因此開始調整自己的營運政策。 台灣從上到下的團結合作,讓台灣比其他國家多爭取到許多時間和空間,希望也來得及趕上其他國家改變、轉型的速度,而不是原地踏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