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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在這個年代,線上與會還是如此困難?

image by Chief22880 from Pixabay
2020年的這個鼠年春節,就如同某個長輩說的,歷史記錄上,每逢鼠年就少有好消息出現。從2019年末,中國開始傳出肺炎的消息,到了春節這個亞洲人口大遷徙的期間,讓病毒更容易隨著人的移動而擴散。這場肺炎對旅遊業、交通運輸航業的經濟衝擊,應該會造成嚴重的傷害。

在一月初時,我收到邀請去印度參與一場討論建立人工智慧政策的工作坊的信件,談到對方協助辦理機票、住宿和簽證。

後來,對方回覆我,因為四處傳播的武漢肺炎病毒,導致印度政府不願發出簽證。這個理由讓我無可奈何只能接受。在這個全球傳出病情的時間裡,人口不四處移動,也可能協助減少病毒跟著人體移動、變化的機會。

於是我想,在我們談了「數位轉型」這麼多年,到底轉型了什麼?

在一次聽同事在討論電腦化、數位化、數位轉型的不同,在 twitter 上看到這則訊息和 Diplo Foundation 談到全球的454個線上課程參與者藉由加入線上課程,減少了814 噸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Online meetings: reducing carbon and increasing participation)。這些討論都使我也在問自己是否僅在「生活電腦化和網路化」的階段?


上圖的 twit 在呼籲各個學術研討會請支持遠距參與,可以減少因為搭乘大型運輸工具所製造的環境污染,如每個國際旅人的碳足跡與二氧化碳排放量,也能減少這些污染對氣候變遷所造成的負面影響。對於習慣在國際之間工作的人們對於這些行程只是日常工作中的一部份,但仔細想想,舉辦這些跨國際的會議除了所費不貲(場地、人力、餐飲、交通)外,每個跨國、跨洲的參與者都累積了大量的碳足跡、二氧化碳的排放量,網路會議更減少了某些國家對於人口進出管制法規,也減少了簽證費用的支出,當然對舉辦國家來說,也少了一筆簽證費用的收入。

在我目前參與的會議裡,APrIGF 或是 APNIC,這兩個會議都是可以線上參與的,但有許多網際網路政策與議題相關的會議不提供線上參與,如先前提到的跨國的人工智慧政策工作坊,我也曾洽詢可否網路參與,但對方說本人必須實際到現場,而這場工作坊的討論結果也將於四月時在歐洲舉辦的相關會議討論。

還記得在推廣網際網路的時期,都會提到線上視訊會議、網路參與可以為企業減少交通成本的支出、差旅食宿支出,但這個理想在初期因為網路頻寬不足、網路會議工具不夠友善與成熟、各國網路建設與發展程度不一,於是不夠普及。到了2018年我去 Vanuatu 參與 APrIGF,有一場討論個人資料保護與隱私的工作坊,有兩名現場參與者和三位分別來自台灣、香港、印度的線上參與者,但整場討論斷斷續續,除了會議軟體 Adobe Connect 不夠友善外,網路連線品質狀況不佳,另一場工作坊也是同一位來自印度的參與者,無法遠距參與。2019年在 Vladivostok 的其中一場討論網路規範 (Cybernorms) 的討論,除了我在現場主持和其他現場的參與者外,這個工作坊中的另外四位受邀請的參與者分別來自澳大利亞、印尼或其他亞洲國家,去年使用的會議軟體是 Zoom ,因為容易上手,所以普及性很高,這場工作坊的舉辦方式也證實了網路會議的可行性愈來愈高,也更應該廣泛推廣。想想看,從南半球的澳大利亞飛到北半球的 Vladivostok,這中間的差旅支出、簽證費用就是一筆不小的開銷,尤其俄羅斯的簽證不容易申請,我自己處理就跑了快三個月才完成。


在台灣開始放農曆年假前,我也透過 Zoom 參與了一場國外大學對於關於某個網路治理機構了解程度的訪談。如果線上會議已經如此容易舉辦和參與,為什麼到現在還不容易推廣?當然我們可能會談到時區不同會是主要因素,其他如網路安全性、隱私、參與者每個人對於網路參與的共識,也不是全球的網際網路都像台灣這麼方便,但線上參與的確沒有實際連結來得更直接。每年都有許多人想親自參與 IGF、APrIGF、APRICOT、APNIC ,但若想要年年參與,就得花上相當高的成本,交通、食宿、簽證費是基本的開銷,如果想要有會議之外的活動,也是一筆支出。

但就連我,都喜歡實際在現場與每個人交流,會議之外的交流反而更是這些會議的重點。每個討論的工作坊都有一定的主題,但會議之外的交流,可能是輕鬆的閒話家常,可能是興趣交流,卻能讓對方留下印象。例如先前有一段時間參與聯合國 IGF 線上會議,但我們總是對著幾個 ID 在交換意見,在一個機會下,見到了其中一個人,她說:「現在,我知道妳的樣子了。」當我聽到那句話時,我了解為什麼每一個參與者都想要實際參與 IGF 會議。

在參與會議都逐漸數位化的年代,已經有人使用機器人代替自己參與會議了,未來應該也會像電影一樣用投影的方式參與,看起來就像人在現場,親身與會一樣。

議而帶動的收入外,人與人的實際交流與親切感,是無法用網路所取代的;相對的,這些差旅可能也會帶來大量的污染,例如跨國際之間的會議帶來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是已經造成的,但會議結論何時會對政策制定者發揮(多少)效力卻是無法確定的。但目前武漢肺炎仍處於無解、具高度傳染性、具致命性的情況下,也許該考慮減少人口的移動,以減少病毒隨著人傳播的機會,但也要想想替代方案,例如線上參與、在家工作⋯⋯等替代方案,對於網路不方便的地區,有沒有其他的電信或數位方式可以參與?也可以藉此檢視自己營運單位對於處於危機時期,要如何維持正常的企業營運?尤其是若當未來可能得面臨所有人必須在家防疫時,要如何維持正常營運?

祝各位新春愉快,身體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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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edom Online 年會參與分享到國際會議參與心得(3)

學術研究人員在網路治理會議中的角色與任務 由於在討論斷網的議題時,主持人將參與者只分為三個群組:政府、業者、人權團體(NGO),就WSIS2005年的會議記錄裡,定義了網路治理的主要角色為:政府、私部門、公民社群(Civil Society),並在該文件中肯定學術研究單位、技術社群對網路治理政策的貢獻。

一個學術研究單位、智庫在教育普及的國家中,對於網路政策與其政府、人民的貢獻與功能是什麼?當日現場的參與者都是擁有高等學位的知識份子,可能在大學教書或本身就是研究人員,他們選擇投入成立或是加入非政府組織,倡議各種維護網路使用自由、言論自由、反對內容審查與政府監控、兒少保護、兩性平權的各種人權議題,那麼,台灣的知識份子呢?

在午餐時間,曾經有一位參與者問我:「為什麼智庫單位要參與這樣的活動?」他也好奇台灣智庫單位提出的政策建議,有多少是真正貫徹有效執行的?面臨什麼樣的阻礙與抗拒?相較於有些部門偏好參考商業顧問公司的報告為政策建言佐證,那麼學術研究人員在這個領域或不同領域的實質貢獻會是什麼?在這些國際會議裡的角色是什麼?任務是什麼?這些耐人尋味的問題,先到此打住。

Freedom Online 年會參與分享到國際會議參與心得(1)

Freedom Online Coalition(簡稱 FOC)是一個由 31 個國家政府所形成的聯盟,目的是在維護網路自由與基本人權,包括了言論自由、Freedom Online Coalition(簡稱 FOC)是一個由 31 個國家政府所形成的聯盟,目的是在維護網路自由與基本人權,包括了言論自由、結社、隱私...等基本人權。從 2011年開始,FOC 都會舉辦年會 (以下簡稱 FO年會),近年來也逐漸召集各國在人權、網路安全等議題上的的最佳實踐案例,在會議中與各會員分享與討論。今年是第二次在 GPD 的贊助下參與 FO Conference ,比起兩年前第一次在柏林的經驗,今年較能融入其中。

今年的 FO年會主題是「實現網路自由的共同願景」(Achieving a common vision for internet freedom) ,地點在科菲安南國際維持和平培訓中心(Kofi Annan International Peacekeeping Training Centre),位於迦納的首都 Accra 阿克拉,除了開幕及閉幕時的專家座談會外,在一天半的時間裡另安排16個場次如圓桌會議、工作坊、小型座談會等,參與者可以自己選擇有興趣的主題參與。

對於台灣來說,在網路治理領域裡較知名的跨國際會議就是:聯合國 IGF、RightsCon、ICANN、APNIC 這些會議,但也通常只在特定的族群裡。對網路政策或關鍵網路基礎設施涉獵比例較多的,可能會在 ICANN、APNIC 會議裡,而這兩個會議又更偏向網路基礎建設、架構,及了域名與 IP 資源的發放及管理。RightsCon 則屬於較多非營利性組織且多為爭取權利的團體聚會。聯合國 IGF、APrIGF(亞太區網路治理論壇)則比較像一個平台,希望藉由這個平台把全世界或各區域、領域不同的專家集結在一起交流。

Freedom Online 年會參與分享到國際會議參與心得(2)

Tackling Online Disinformation

這一場討論的主題是如何應對網路上的不實資訊。不實資訊在各國都造成困擾,也讓各國政府疲於奔命,希望能做事實查核並公布,但又不希望讓民眾覺得政府在監控他們的言行。

主持人在開場時談到 FOC 在2018年柏林年會時,對於不實資訊處理方式的聯合聲明外,也談到不實資訊對於社會氛圍的威脅,也是造成人民互相對立的原因之一。

主講人之一的媒體記者談到他在2020台灣總統大選時,與台灣的團隊一起工作過(之後確認是該媒體在台灣的分支,而非台灣的事實查核中心),也知道選舉是十分容易操弄不實資訊的實際。如同在2018年 FO 柏林年會時,ICANN 被要求查核不實資訊,但ICANN 明確的表示他們只負責域名,並不負責內容審查,所以各國事實查核的部份,還是由各國政府或是民間單位自己處理。例如 Africa Check 這個單位,他們是屬於非洲國家聯盟,所以該組織在不同國家都有成員查核不實資訊,並要求散發不實資訊的單位更改為正確資訊。

這引發了我的疑問,於是在會後向主講人請益。如果不實資訊是在捏造流言、製造社會對立,但緊迫盯人的查核制度是否也是把一件事情以二分法「對」與「錯」,這不也是造成社會不同群體之間的對立嗎?

該主講人也了解這種情況不能以二分法的「對」與「錯」來描述,但對於一般網路使用者在使用網路、看到資訊時,很容易就會遇到文字遊戲,造成把資訊的判讀簡化為「對」與「錯」,就算台灣的實事查核中心或是各種即時通訊的機器人都投入了事實查核作業,但有些意識型態問題也較難在短時間內化解。這也是自2018柏林年會時不斷提到的需要提升每個人的資訊素養,不能太過單一的資訊來源,這樣會更容易被操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