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到主要內容

2020 Covid-19 疫情對自己工作的影響

記得在 1990 至 2000 年這中間,有著許多關於網際網路的美好應用情境(Scenario),例如與分隔兩地的長輩打視訊電話、大家在電腦螢幕前正襟危坐開會、透過網路服務看線上目錄。這些情境在這幾年陸續實現,特別在今年,對著鏡子說話、做體操訓練不再只出現於童話故事的場景,在自己的空間裡,對著螢幕鏡頭發言、良好的收音與隔音設備也不再只有網紅們的事業。因為 COVID-19 疫情與封城,許多人不得離開家,有些國家施行因性別來交替上街採買,或交替外出購物,各種政策,許多機構與組織也因此開始調整自己的營運政策。

台灣從上到下的團結合作,讓台灣比其他國家多爭取到許多時間和空間,希望也來得及趕上其他國家改變、轉型的速度,而不是原地踏步。

自 2016 年開始參與網路治理相關會議,已經習慣各種線上會議工具,同時也因為 2019 年第三季開始的職務關係,可以理解一般行政業務和事務人員幾乎是無法遠距工作的,有些事務也因為法規問題,就是不能在家裡處理。然而目前有許多人力資源管理的線上平台,從招募、聘用到發放薪資都能透過這些平台處理,例如我自己就看過:BambooHRZenefitsNamely,但這些平台是否適合國內的企業運作方式與文化,可能還有很大的差異性需要再調整,其次則是安全性與隱私問題,還有不小的努力空間。

至於全球的網路治理會議,平時的工作小組本來就是線上連線討論,但也都是第一年將會議改到由網路進行,如果與會的人數少,那還大致可以掌握一下討論的氛圍;但當有上百個與會者時,可能還會出現惡意騷擾會議的人,也可能出現沒有人願意發言的情況。2018 和 2019年分別在 Vanuatu 和 Vladivostok  參與過講者透過視訊發言、現場有與會者參與的混合型 (Hybrid) 會議,造成會議的主持人因為無法同時顧及線上與實際在的與會者而十分焦慮。

因為疫情所受到的工作影響

因為訂閱而看到「你在家工作嗎?疫情對你從事的(行銷)工作有影響嗎?」這篇文章,讓我回想今年的工作狀態。疫情對工作的確是有影響的,雖然不是從事行銷工作,但影響是很明顯的:

  1. 平時的工作在年初時進行輪班遠距工作,還配合調整了公司的分機,避免客戶或同事找不到人。
  2. 當 IGF 工作小組們要約時間討論,突然有一個人回信告訴大家:「我中了 COVID-19,很難過」 時,那種衝擊感非常令我難過,只能祝他早日康復。
  3. 2020 年三月之後,全球網路治理相關會議都透過視訊會議工具舉辦。雖然這些會議的工作小組成員們平時就是透過線上工具協作、郵件群組、每月或每週一次遠距會議討論,但一期一會的實際會議就因疫情取消了,這種情況可能會持續到明年第三季,總是讓人感到沮喪。
  4. 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再見到」在其他國家工作的朋友們。

曾經和 DiploFoundation 的老師和同學們討論關於不能親自與會的優點與缺點。透過網路辦理會議,對主辦者來說,可以省下許多會展場地裝潢相關費用、餐飲相關費用、來賓的交通住宿費用;對與會者來說,不用舟車勞頓、不用額外付機票、住宿、簽證的費用,也許還可以多爭取到一點時間準備會議討論的內容,不用面對兇神惡煞的海關、不用適應氣候、飲食。但是,我們都還是喜歡實際與會,人與人之間有一些交流不是只靠網路而已,但是每一場國際會議除了會議討論、政策討論、和現場參與者實際交流外,還有許多我們戲稱「Side Events」、「Corridor  Events」的小事才是討論的場合。這些小事可能是在咖啡茶點時間、用餐時間、交誼廳裡不經意的三三兩兩聚在一起討論,就談成了一個「什麼」。這是實際與會讓人覺得有趣的地方,雖然大家都不鼓勵這種事,但它就是隨著緣份發生了。

其他的一些瑣事,例如身體隨時要適應時差、隨時都要考驗腦力去記每個人的名字和長相、重新適應英文的思考與說話邏輯、不同地方的口音、不同地方的飲食(雖然會場的飲食都不會太差,每個國家的會議餐點也都差不多)、還有各種海關檢查,要了解各國出入境的法規、辦簽證、匯兌、交通方式...等。例如,2019 年的 APrIGF 如果不是 MSG 成員協助,我可能拿不到所有的海關文件,偶爾也要自己訂機票和住宿,可以學很多東西;又例如在 2020 年初,我是在迦納開會的第一天晚上的睡前接到班機因疫情取消的訊息,立即和主辦單位確定改班機,第二天會議結束後,現場訂好機場旅館,下午就離開迦納,晚上到伊斯坦堡機場,在機場旅館休息十幾個小時後,凌晨時間從土耳其回台。起飛前,因為飛機的電力系統故障,又換了一架飛機,凌晨三點才從土耳其飛回台灣,我還特別看了一下下方的黑海(Black Sea),跟自己說要回台灣後查證。

經歷了 2020 年,其實有很多事情開始生疏了,例如打包行李的速度就變慢了許多、隨機應變的速度也遲緩了,在日常生活裡幾乎沒在使用英文的我,隨著 DiploFoundation 的課程告一段落、聯合國 IGF 會議結束,使用英文對話和思考的反應速度也變慢了。

網路真的走進生活裡了嗎?

在年初時,媒體大多在報導遠距工作的優點,但如果是沒有配套措施、也沒有潛移默化工作習慣,而是一味跟從,只會強化行政人員和一般事務人員的挫折感,彷彿將他們落在數位落差的鴻溝裡,卻爬不上來。然而,真的是這樣嗎?

曾在2017年時,有幸曾向《區塊鏈革命》(Blockchain Revolution)的作者,也是 1990 年《數位經濟》(Digital Economy) 一書的作者 Don Tapscott 請教關於數位人才的事,他說:

There's no "digital talent". Many people know using technology products and some people work in technology area, some are technologist.

 Digital Economy is the way of our life now, not a special area.

在我們討論的過程裡,他不斷提醒我,我們已經活在數位經濟的時代,而不需要刻意強調數位經濟或數位轉型。他指了指從身邊經過的服務生,他觀察服務生好一陣子,服務生可能在下班後很會用手機、很會操作電腦、也許也懂得一點程式,但「服務生」的工作內容是和人接觸,並不需要數位化。

Don Tapscott 也對我說,他在飯店也才結束一場視訊會議的演講,原本是不打算接下來的,但算一算時差,好像也不錯,他喜歡和年輕人接觸,所以也就忍著時差所造成的頭痛,為遠方的參與者進行視訊演講。今年的 Blockchain Revolution Global 會議有幾場他和 Alex Tapscott 的演說是以預錄的方式進行,也有幾場是實際的線上會議。對他來說,視訊會議似乎早已成日常。

但對其他人呢?今年的疫情給我的另一個認知就是,網路並沒有真正的被用在最剛開始,大家所預想的應用情境裡,蓬勃的網路商機出現在消費娛樂產業,以台灣來說,下方的圖是取自台灣網路資訊中心最近發布的《2020 台灣網路報告》,在這調查機構的結論裡,台灣網路使用者並沒有特定的使用網路的時段,但有大量使用者同時選擇在 18:00 - 23:59 這段區間裡會使用網路,這個區間是一般台灣工作者的居家下班時間,雖然還有 2.3% 的受調查人員表示還在工作中,但也顯在這段期間多使用在娛樂、消費產業中。

這裡應該可以擬出一個情境,某 A下班後,在沙發上先用外送平台叫了晚餐,直接線上刷卡付費,等待的期間,傳 LINE、刷 Instagram 或 Facebook 或 DCard,聽著 Youtube Premium 或 Spotify 或 Apple Music,突然Instagram 或 Facebook 跳出了某個商品的廣告訊息,引導 某A 到購物平台,某 A 就選了自己要買的商品後,發現該平台可以支援線上支付,付款後,順便也把水電費繳一繳。


那麼平常民眾用網路做什麼呢?從這份《2020 台灣網路報告》裡還分析了不同世代使用者常用的服務,像是即時通訊、網路析聞、社群論壇、影音/直播、電影...等。

平時的工作,我會使用 Trello、Google Drive、One Drive、Google task 等工具,和同事透過線上協作編輯文件、我們在輪流在家工作演練時,利用各種線上會議工具持續進行部門的讀書會,因為我沒有使用LINE ,所以同事會用 Slack 或公司的 email 找到我,朋友們也會用 Telegram 、Signal 或 LinkedIn、WhatsApp、Keybase 等找到我。有幾次 TWIGF 的會議,秘書處則利用了 Google Meet 進行,APrIGF、聯合國 IGF等會議或工作小組的會議,則用 Zoom 進行。

我在文章的開頭放了兩個小朋友在野外使用電腦的照片,其實也是今年聯合國 IGF 裡常討論的,如何不讓開發中國家的小朋友,因為疫情而侵害了就學、女性上網的權利,而平時在家中可能不覺得上網設備有不足、網路頻寬夠用,但當全家人都因疫情被困在家中時,家裡的幾台電腦不夠所有人在同一時間使用,頻寬也不夠孩子們透過視訊影音教學、上下傳資料、家長們無法與同事們透過視訊會議,還有,如下方影片所顯示的:長輩們不會用Skype 和他們視訊。

有次和朋友討論某個開發中國家人民使用網路的習慣。由於這些國家要連結網路要付出非常高的成本,所以每個人頻寬有限,但在頻寬有限的情況下,人民們選擇把頻寬用來看線上影音串流、消費等娛樂消費,而不願意付費買更多頻寬來強化自己使用的網路環境安全,甚至認應該要由國家付費,幫他們擴大頻寬,讓他們下載手機應用程式、電腦軟體的安全更新檔,才能維護這個國家整體的網路安全。

數位落差仍然存在著,並沒有消失,而這些問題也在今年突顯出來,讓每個人不得不直視它。在 2016 的APrIGF 會議時,就有與會者談到,他們希望女性、肢體障礙行動不便者就算不能出門,也可以透過網路,讓他們為家庭開拓另一個經濟收入、有自己謀生的管道,這個疫情把大家困在家中,二手市場的商機又浮現了,然而我們常討論的經濟弱勢的族群能否負擔得起基本的上網設備、包裝、寄送等物流的基本營運成本?在國際電信聯盟 (ITU) 的報告裡,全球仍有超過一半以上的人口是無法上網的,這在台灣幾乎每人至少一支手機可以上網的情況,是很難想像的。

進行線上會議要不要開鏡頭?

疫情把每個網路治理會議相關人員,從籌辦單位、工作小組、與會者,都改在鏡頭前會議,但就算是平時都已經在使用視訊會議的我們,也很少會開啟鏡頭,一來可能是場景不合適,光線不合適,不能出門,大家的儀容也都需要額外整理;有些人是想保護自己的隱私,畢竟在使用 Zoom 時,我們還是會記得它的創辦者是中國人,而軟體並不是十全十美沒有漏洞的;有些人不要看鏡頭比較能侃侃而談;有些人可能同時在參與其他的會議...等各種原因。我自己則發現,線上會議讓我比較能專心與會、做筆記,有時會讓我比較放鬆,不緊張時,我反而比較能表達自己的意見。

下圖就是今年聯合國 IGF 時,DiploFoundation 辦了一個同學會。以往DiploFoundation 會在聯合國 IGF 擺一個位置,讓同學們可以去那裡見面、聊聊天,今年則把它變成線上的,讓大家進行線上同學會和合照。擁有辦理線上課程和線上會議豐富經驗的 DiploFoundation 也有一堂如何主持好線上會議的課程,課程為期四個星期,瑞士聯邦外交部會提供全額或部份的獎學金,有興趣者可參考:Online Meetings and Conferences: How to Run Effective and Secure Events

當然,有些地方的網路連線頻寬、網路基礎建設不足以讓人同時擁有順暢的影像及聲音,通常會發生在某些非洲國家,還有歐洲部份地區,在視訊畫面和聲音只能擇其一。

在大家開始學習如何習慣進行網路會議時,幾乎都可以看到每個與會人員的書房、家裡客廳,漸漸的,有些會議會提供會議背景給講者,有些公司會提供背景給員工與會時使用,能提高整場會議的正式感,也能讓人意識到自己是在進行會議,不是視訊聊天。有一種說法是這可以避免因所處環境所造成的歧視,例如有些人可能居住環境不佳,或是不希望讓其他人知道自己住在哪個區域時,這些背景可以保護他們不受到歧視,過去曾於 APrIGF 會議中就聽聞過,因為查出意見領袖居住地點的 IP 位址是在貧民區,被推斷是賤民,該意見領袖遭受了十分不平等的對待。

在各種情境下,我也觀察到,與會者們也漸漸培養出一些會議共識,尤其是第四點,我最近參與的線上會議,幾乎要發言的人就會開啟視訊鏡頭:

  1. 會議開始前,主持人會提醒大家整場會議的進行是會錄影的( 付費的 Zoom 還會幫你錄製後存在雲端空間方便分享、下載)
  2. 會議進行時,講者們的視訊是開著的,只有主持人或發言講者的麥克風會開著的,主持人會關閉其他與會人員的視訊和麥克風功能,避免干擾會議進行。
  3. 與會者若要發言,則會在聊天室或透過 Zoom 的舉手功能,提示主持人。
  4. 與會者發言時會打開自己的鏡頭,也可以證明是自己在發言。就像下圖 2018 年 9 月在 New Caledonia 進行的APNIC 46 會議,在進行實際會議時,與會者若要發言,就會站在麥克風前排隊一樣。

有些既有的文化、習慣、默契並沒有改變,而是透過另一個方式實踐。

在傅總編輯的文章回應裡提到了,如果是行銷業務相關,就必須打開鏡頭以利溝通和行銷。我想起以前(大概是 2000 年後)有一個應用情境,是公司的採購看著迷你筆電(不是平板電腦哦!我指的是像 Asus Eeepc 或是  HP Mini 2133) 裡的型錄,直接透過型錄上的連結下訂單;當平板電腦開始流行時,應用情境裡的載具就換成了螢幕更大的平板電腦。

這個應用情境到底實現了沒?我不得而知,畢竟每間企業的採購文化都不一樣,甚至有些已經發展成企業內部的入口網站,B2B 內部網站採購,外人不得而知。

如果有興趣的話,也可以在文章下方留言討論,為了避免廣告連結,我會先審核留言後才公布,請大家多多包容,謝謝。

Title Image by Sasin Tipchai from Pixabay

留言

這個網誌中的熱門文章

閱讀歐盟區塊鏈技術運用於身份識別的報告與台灣的數位身分識別證

Photo by Adli Wahid on Unsplash 中午時間,我在查詢相關資料,回覆信件後,回頭問自己:「為什麼自己在查詢資料時,總是先從歐盟的資料著手?很多人會反應為什麼要查歐盟或 OECD 的資料而不先使用國內的資料?其他國家的研究資料不能用嗎?」 這幾年的心得是,在歐盟和 OECD 的報告裡會提供研究方法,公開告訴每個人,他們的數據來源、取得方法、怎麼推估、根據什麼政策框架,有什麼研究限制,這些公開的研究條件,都經得起外界審視和質疑,所以在檢查其合理性後,可以使用這些報告。 以區塊鏈技術運用在身分識別用途來說好了,在 GDPR 公布後,裡面的條件都規範了資料使用和流通的限制,對於喜歡不經告知就擅自挪用、交易的企業來說,使用資料的成本與門檻都提高許多,許多科技業者也質疑,在需要資料發展創新科技,如 AI 和區塊鏈,或是自主駕駛車輛,也需要大量的地理交通資訊,在 GDPR 這麼嚴謹的限制條件下,要如何發展新科技?

關於花精的FAQ(4)--使用篇

這部份有十六個Q & A,內容很多,我想應該可以解決在使用花精上最常見的疑問。 花精是芳香療法嗎?是保養品嗎?是藥品嗎? 花精應該算是順勢療法的一種,可以外用也可以食用,不能說是保養品,因為沒有保養品用在皮膚上的直接效果,可以確定的是,花精並不是藥品也不含所謂藥品的效用,但它確實能藉由自花朵萃取出來的能量來平衡人心中的負面情緒。 花精買回家之後要怎麼使用? 通常買回家的花精我們被稱為Stock Bottle,裡面有濃度較高的酒精,所以只要放在陰涼處通常可以放很久,但是如果你的居住地方較悶熱,還是建議放在冰箱裡會比較恰當。平常我們在使用的被稱為Treatment Bottle,調配方式如下: 你要先有一個30ml的玻璃瓶,要有滴管,可以少於30ml,買回家後先用沸水煮5分鐘。注意滴管部位的塑膠不要放到熱水裡。 在已消毒過的30ml玻璃瓶中加入礦泉水或是乾淨的飲用水。 從每個花精的Stock bottle裡各取出兩滴花精加到這30ml的瓶子裡。 每天喝四次,每次取四滴,加入水或是飲料裡,或是直接滴四滴到嘴巴裡。 如果你要搭配急救花精的話,加入Treatment Bottle中的急救花精是四滴,其他的花精還是以每種兩滴為主。 我已經有使用其他的花精了,我可以混用巴哈花精嗎? 原則上是不建議。像是如果你本身已經有澳洲花精的急救花精,就不建議再混合巴哈花精的急救花精。 花精在調配上最多幾種?可不可以三十八種全用? 一般而言一瓶Treatment Bottle裡最多不超過六種花精,因為太多的花精可能會讓你看不清楚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麼?也解決不了根本的問題,可能短期內改善了某種情緒但長期而言是沒有改變的,也有可能會互相抑制。但因為每個人的情況不同,有些人可能只需要一種或兩種;有些人可能需要調配到七種或八種,甚至有些人需要三十八種全部,當我們真正的了解自己的情緒問題出在哪裡時,就知道適合的花精到底有哪些,再慢慢的排除掉不需要的花精。 用錯花精會不會有不良的影響? 不會,花精是很溫和的東西,簡單的就成份上而言,它就是水而已,頂多加上了白蘭地防腐,特別一些的說法是,花精多了自然界的能量。花精所改善的是我們的負面情緒或是較黑暗的性格,如果選擇了不適合的花精也不會有什麼不好的影響。 如果我已經有其他品牌的急救花精,而且還有很多,我一定要再重新買巴哈急救花精嗎? 不用,選擇最適合自己

聯合國電子商務週會議中關於資料自決權的討論

這一週是 聯合國電子商務週 的會議,主題是Data and Digitalization for Development。時間是4月25日至29日,這次是混合型會議,實際地點在日內瓦聯合國總部。但就算是線上會議,在亞太地區的時區(台灣是 UTC+8)也是下午四點開始到晚上十二點,要跟會議其實是蠻累的。也不建議再回頭看錄影,因為會浪費更多時間,加上聯合國電子商務週的討論很多都是高度理想化的。 外交基金會(Diplo Foundation)每天會替大家整理相關的重點,可以參考他們的 頁面 ,也提醒大家可以參考: Promotion of trustworthy data spaces and digital self-determination 。就不需要那麼累去跟會議。不過昨天有一場討論是關於「資料自決權」(Data self-determination),這在台灣比較少被討論,多數的討論會停留在「資料主權」(Data Sovereignty)和「資料在地化」(Data Localization)。 不討論「資料自決權」的原因很多,企業不會希望政府做出規定,政府可能也擔心如果人民討論起資料自決權,在法治教育不是那麼足夠的社會,會在行政上出現很多麻煩。歐盟的資料保護法GDPR,大多數人會想到GDPR第17條的被遺忘權,但其實很少人再進一步想關於資料自決權。 國際網路競爭網絡(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Network ,ICN)和英國競爭和市場管理局(CMA)都有發現這點,網路企業會因為網路效應、規模經濟,用一些手段提高消費者的轉換成本、學習成本,讓消費者必須被綁在自己的服務平台上,例如,穿戴式裝置,各位手上的智慧手錶。Fitbit 的使用者如果想要更換其他品牌的智慧手錶,可否把資料從 Fitbit攜出,和 Garmin 或是 Huawei、Samsung、Apple watch 上使用?很難,非常難用。這樣的議題大家可能會想到歐盟最近通過的數位市場法(Digital Market Act,簡稱 DMA)、數位服務法(Digital Service Act,簡稱 DSA)主要還是限制平台的行為、資料的使用,若是關於資料的治理政策還要自歐盟要達成的目標、還有其資料治理相關的法規,如歐洲議會在今年4月所通過的 Data Governance Act